昭君出塞之「番外篇」
時間:2016.04.02 19:00
地點:億載金城
文/林慧真
秀琴歌劇團於今年度臺南藝術節推出之新戲《番婆弄昭君》以歌仔戲傳統戲碼《昭君出塞》為主軸,加上藝陣與環境劇場增添新意。戲曲與環境劇場之結合此劇並非首創,以1995年當代傳奇劇場於大安森林公園演出《奧瑞斯提亞》為先驅,以歌仔戲而言,尚和歌仔戲劇團於2006年至孔廟演出《夜遊神》,對秀琴歌劇團而言,亦並非首度嘗試環境劇場,2014年便於臺南吳園公會堂利用古典園林演出《紅樓夢》。秀琴歌劇團經過《紅樓夢》之嘗試後,再度以環境劇場為號召,更讓人期待對環境空間之運用是否更為熟稔。
此次表演以億載金城為演出空間,利用著名之紅磚古城門為中軸,左側城牆作為漢代疆域,右側城牆則為匈奴單于領地,漢番兩國領土以城門為中介,具巍巍長城之意象。而上下方空間則作為尊卑之別,凡天子上朝皆立於城牆上方,文武百官晉見則立於城牆下,利用城牆本身空間營造出君臨天下、肅穆威嚴之感。古城門前,以扇形屏幕作為屏風,遮擋住古城門的拱形城口,成為一獨立空間,多數場目皆於此處進行。直至昭君出塞一場,推去扇形屏幕,露出城門本身,城中置有一頂大轎,當昭君決心出塞和番,步入城口中,燈光打在昭君哀怨之背影上,加上音樂渲染,彷彿重現歷史,昭君出塞情境陡然映現眼前。
除了空間運用之成功外,新編曲調之使用亦令人耳目一新。此類新編曲調多具有明快、流暢甚或節奏強烈之感,其中關鍵在於部分新編曲之曲末加入電子琴音或爵士鼓,利用流行音樂樂器加強曲末重拍,使情緒張力更為強烈。例如【新編•牧歌】為單于大敗漢軍、抱得美人歸,內心激動亢奮之感;或【新編•交戰】表現兩方交戰,氣氛緊張刺激;抑或【新七字仔】為漢元帝金殿選妃表現心情輕鬆愉悅。流行音樂之加入,能適時渲染氣氛,不致喧賓奪主,旁襯之運用頗令人讚賞。
若回歸劇本本身來談,《番婆弄昭君》取材自《昭君出塞》,為戲曲傳統劇碼,以昭君身居後宮,因不肯賄絡畫工毛延壽而遭到設計送往和番;然《番婆弄昭君》於情節方面稍有改編,毛延壽受命徵選女子入宮,王昭君因不願賄絡毛延壽為毛懷恨在心。漢元帝初見王昭君像時似為夢中之人,毛延壽以王昭君帶有「傷天敗國痣」勸諫元帝改選他人入宮。如此,漢元帝對昭君之情並非出於驚為天地之外貌,乃是冥冥中之緣分,加深兩人之情感濃度,亦使漢元帝一怒為紅顏、不惜大動干戈之動機更為合理。然而,既然漢元帝採信毛延壽之言改選其他妃子,其他女子遣回原籍,而後王昭君又出現於冷宮之中,其中脈絡並未妥善處理,毛延壽是否有如此巨大權力足以將王昭君打入冷宮?再者,王昭君之父只願支付些許碎銀故惹怒毛延壽,為毛發配邊疆,此種安排或為加強其負面形象,卻使毛之權力過度擴張,由從中作梗之小人成為掌控朝政之奸臣,漢元帝不問朝政之負面形象隱隱浮現。
《番婆弄昭君》有別於《昭君出塞》之處,在於結局處理方式,縱使《昭君出塞》有眾多版本演繹,然多數以昭君自盡之悲劇型態為結。由《番婆弄昭君》劇名可窺見,本劇為喜劇調性,「弄」於閩南語有「戲弄」、「調情」之意,此種喜劇表現形態則託於藝陣之展現。劇末單于為一解昭君之怨,令番婆逗弄昭君,眾多舞者跳著車鼓陣,帶有詼諧俚俗趣味,然昭君仍舊愁眉不展,單于只得親自跳起桃花過渡逗弄昭君,使昭君一展歡顏,全劇收束於歡樂喜劇之中。此部分顯然為全劇最特殊之處,否則不會以此片段作為劇名,然而此種創新點子是否運用得宜才是關鍵。
誠然,此劇與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舞蹈班合作,對情境偶有畫龍點睛之效,例如第一場昭君抱琵琶出塞,傾訴幽情時,身旁舞者化身為隨行婢女,其幽緩繾綣之肢體語言亦映襯昭君之愁思;或酒宴舞蹈一場,單于飲酒觀舞,以民族風舞蹈表現悠揚輕快之氛圍,對情景塑造皆有加乘效果。
然而,除末場外,前幾場不斷鋪陳之劇情皆加強了昭君之怨,情感之高潮表現於【琵琶三疊】一曲,尤以「一曲琵琶恨正長」一句,莊金梅飾演之昭君以高亢清亮嗓音唱出對故國家鄉之難捨、遭受設計之憂恨,博得臺下滿堂采。曲畢,場景轉入番邦後,音樂調性一變為輕鬆愉悅,番婆們之逗弄使前幾場不斷累積之情緒被打亂,詼諧俚俗之調性與哀戚之情扞格不入,臺上之昭君如同臺下觀眾,一同看著這場表演,不知番婆是為逗弄昭君或是觀眾。
或許劇團有意結合車鼓陣中之《番婆弄》,使鮮為人見之《番婆弄》重現觀眾眼前,一說此戲來源為昭君出塞故事,番王為博取昭君一笑,遣番婆沿途唱跳娛樂昭君,[1]此等安排看似合乎情理,然而無論《番婆弄》是否起源自昭君出塞故事,當觀眾觀賞《番婆弄》之民俗曲藝活動時,並不會加以檢視其歷史背景是否合理;而此段表演一旦置入「歷史劇」中,卻逼使觀者不得不去考慮其歷史脈絡,何以番邦會出現車鼓陣?何以漢番兩方交戰時,番邦派出涼傘陣對抗漢邦刀劍?更遑論單于何以會唱《桃花過渡》?時間與空間之不合理使人不僅情緒混亂,時空關係亦隨之架空崩解。由此,《番婆弄昭君》究竟是想藉由番婆逗弄昭君,以收插科打諢之效,抑或想藉由《番婆弄》重新改編昭君出塞故事?然無論何者,此種拼貼方式,皆使本劇主軸與末場情節產生斷裂,此段「番外故事」成為本劇名符其實之「番外篇」。
[1]黃玲玉:《台灣車鼓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年,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