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劇團《當我踏上月球》

時間：2018.05.24 21:00
地點：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

文／黃資婷

要給女性的寫作下定義是不可能的，而且永遠不可能。……它將只能由潛意識行為的破壞者來構思，任何權威都無法制伏的邊緣人物來構思。

——西蘇（Cixous），〈梅杜莎的笑〉

　　還記得1969年阿姆斯壯（Neil Alden Armstrong）登陸月球時的影像嗎？七Ｏ年代以後出生的讀者，是不可能在第一時間於電視上目睹這天文史上著名的時刻，但通過影像的傳播與再製，它成為我們記憶熟知的一部分，彷彿我們都曾經見證過事件的發生。阿姆斯壯踏上月球以後，超過半個世紀，沒有人再做相同嘗試。月球對我們而言，仍舊是虛擬、遙遠，且神祕。登陸月球這起事件，也並未隨時間代謝成歷史。因為陌生，它始終是帶著未來感的懷舊。至今，不少人懷疑阿波羅11號的太空任務，極有可能是NASA謀劃的騙局【１】。或者將時間拉至更早，電影史中梅里葉（Georges Méliès）的《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ans la Lune，1902）被視為劇情片的起源，人類造訪這顆太陽系內密度第二高的衛星，仍舊沒有透明化，作為陰性名詞，月球在當代諸種藝術創作中，持續生長成新的故事。

　　《當我踏上月球》企圖創造出當代版本的登月記憶，且模擬人類初次登月的景象，既然這一切有可能是騙局，那何不展開一場夢的狂想曲？戲劇開場播放著阿姆斯壯的名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a]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舞台位於三公尺底下的地底表層，強光探照燈般打在闃黑的空間裡，觀眾們彷彿坐在懸崖旁邊俯視夢境發生。對於筆者而言，這樣的開場提供一個極度曖昧的詮釋空間，它並未給出具體的指引，登月、騙局、夢境、陰性等等諸多關鍵詞於剎那被拋擲在劇場裡，等待被攫獲。它透過阿姆斯壯給出一定程度的情感共鳴，卻又讓每個人能擁有獨屬自己的登月記。

　　在文學中，可以找到像納博科夫這樣的作者，認為藝術高於一切，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手段和表現方式，要比作品的思想性與故事性重要【２】，《當我踏上月球》傾向此一特質。很難直接向讀者陳述接下來的一小時究竟發生什麼。它具備與月球詞性相同的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氣質，踏上月球在本劇中僅是個引子，登月事件游移在真實與虛擬間霿晦不明的地帶，那正是想像力的樂土。法國學者西蘇（Cixous）在她著名的〈梅杜莎的笑〉【３】中對女性身體與書寫之自我辯證，她認為屬於女性／陰性的寫作「無法被定義」，給予筆者啟發，《當我踏上月球》之所以激發觀者的思辨性，便在於定義的不可能。它向我們展現二律背反如何在表演文本中並存。《當我踏上月球》既是探索登月的故事，又試圖在登月之外製造出另一種觀看的間隙——例如夢境、例如難以被論述固定的陰性書寫、例如透過意象劇場的表演手法，擺盪在「敘事」與「反敘事」之間。如同劇中以紅底白字跑馬燈跑過「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we can experience is the mysterious.」，作品的神秘特質直指「創作」本質之核心命題——當表現形式達到平衡，文本自身透露出難以破讀的詩性返照——重新思考何為劇場顯得必要。在《當我踏上月球》裏，可看見戲劇語言回歸到動作與思想之間這般純粹，它既是諸多跨領域媒材藝術的結合，卻又扎實通過演員的身體達到反思，劇場的錄像化與行為藝術化不是時髦的修辭，而是為了找到創作的飽和。它碰觸到劇場敘事與反敘事的兩難。科技介入藝術以後，面對影像的複雜化，我們能知道的宇宙還剩什麼？對於破碎影像的理解，與縫補重組文本的內在邏輯，又攙合了多少讀者的想像？

　　劇中呈現敘事與反敘事擺盪之時刻，發生在「純粹為了離開的離開」的片段。黑衣女子在觀眾席上喃喃說道丈夫離開她的過程，便朝演員扔擲吐司，演員拾起，沒有太多咀嚼的往嘴巴塞，讓口腔成為容器，直到再也塞不進任何碎片，演員抬起頭，眼眶因吞嚥困難而飽脹液體，她巡視觀眾席上的臉孔。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在家庭關係裡，女性的身體經常被視為日常生活用品嗎？只能壓抑情感，甘心接受丈夫的喜怒哀樂與決定？當旁白說道私家偵探傳來丈夫的消息，沒有外遇，他僅是搬到離女子不遠處的小鎮上，一如往昔的生活，與婚前的差異僅在於沒有「她」而已。

　　是敘事讓我們得知黑衣女子失去了她的丈夫。然而，離開究竟代表什麼？如果離開對男性是孤獨的考驗，那麼女性的孤獨會不會發生在更早以前？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名言「幻想有時深深地沈浸在一段不確定的過去」，登月事件本身的不確定性，又或者回到月球陰性的象徵隱喻，《當我踏上月球》的前五分鐘，舞台正中央以純白布幕覆蓋於手術台，掀開，一具撐大雙眼與嘴巴的女體靜躺，黑衣女子帶著觀者回到存在主義式的根本命題詢問她：「你以後想成為成麼？」「老師，詩人，媽媽？」接著先在口腔放入一塊紙片，再放入一條墜子。女性想說的話，與視若珍寶之物，在沒有能力吞嚥的狀態下被置入體內。於是，女性的孤獨源自失語，再嘗試說出想法之前，便被阻絕了可能。我們沒有巴別塔。此時，反敘事的出現，讓線性時間的鐘擺盪回了前語言時期，它不僅是透過將敘事意義碎片化為手段，讓影像看起來逼近夢境，亦是提醒我們回到日月星辰的太初，演員抱膝蜷縮、側躺在地板上彷若胚胎，光影快速在她身上浮游而過，空間隨影像崩瀉換景，產生流動的錯覺。語言的抽離是為了反身觀看內在的回音。文字文本不再是劇場得天獨厚的主宰者，意象的完整與飽和才是。

　　《當我踏上月球》對女性身體的書寫，擁抱了陰性驅力混沌曖昧與差異等特質，作為對抗父系法則的嘗試，無需深究有否明確的故事情節。我們隨著導演對月球的想像，各自展開漫遊，緩慢移步到陰性的表層，錄像裝置將宇宙射線與聲波形象化，投影於潔如白紵的地板，演員側躺，語言自口中成為光源，在封閉空間碰觸到牆面後不斷折射內縮，觀者被捲入導演一手創造出來的狄拉克之海，迎接獨屬自己的內在風暴。導演重寫了對月球的記憶，透過敘事與反敘事的悖論擺盪，激發觀者產生詩性共鳴，形成一系列接近夢之質地的幻覺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