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屎藤舞蹈劇場《少女黃鳳姿》節令氣味版

時間：2018.05.04 19:30
地點：成功大學臺文講堂

文／黃資婷

　　雞屎藤新民族舞團於2002年由許春香成立，長年竭力駢集屬於南都府城的故事。劇團稍早之作《臨水流殤》（2009）描繪臨水夫人的傳說，《海安夢華錄》（2010）結合日治時期藝妲與婆姐的意象訴說海安路的歷史，再到《昭和摩登・府城戀歌》（2011）以許春香童年經驗為本，再現昭和時期台南地標「林百貨」裏電梯小姐們的愛情故事，便可發現對台南在地的關懷。自女兒陳慧勻於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戲劇系取得博士學位回國接手導演一職，轉向強化文學、舞蹈、劇場三者跨域結合，近年來的《葉石濤文學舞蹈劇場——葫蘆巷春夢》、《許丙丁文學舞蹈劇場——府城仙怪誌》、《少女黃鳳姿》等作品，皆從文學出發與作家生命史交織互文，讓文字段落成為作者生活境況之隱喻。

　　2018年台南藝術節版本的《少女黃鳳姿》，演出場所選擇曾是日軍步兵第二聯隊的軍醫院（衛戍病院）舊址、現為成大台文系館之戶外搭設舞台，製造出頗具懷舊感的異托邦（heterotopias）【１】，讓真實空間變得虛幻，引領觀眾隨著舞者與劇情發展，暫時進入日治時期戰事以外的常民生活肌理。建築物側面透過左右兩旁的木門與白牆，隔出三個景框並軌，將演員在木門裏頭的一舉一動或旁白投影於白牆上，既能看到全景，亦可隨鏡頭特寫觀察演員的臉部表情——三個景框構成三顆分割之鏡頭同時出現，讓觀者在同一時間得以用不同視角來理解敘事，產生了新的意義，黃鳳姿朗讀文章的表情、與池田互動時的眼神等等，木門背後的隔離感與特寫的渲染情緒中和，以劇場形式製造出接近電影般的蒙太奇（montage）效果。

　　陳慧勻台文所出身的背景，不免讓筆者聯想到將台文史脈絡帶入劇場創作的企圖。為何選擇黃鳳姿？提到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我們可以輕易想起楊逵、呂赫若、王昶雄、張文環、龍瑛宗、翁鬧等等族繁不及備載的作家名錄，也有屢屢獲獎的紀錄片《日曜日式散步者》，回望當時以風車詩社為主的文人團體，但女性創作者的身影經常缺席。《少女黃鳳姿》把觸角伸向日治時期的艋舺，故事始於一連串的疑問【２】，究竟黃鳳姿是誰？被西川滿與池田敏雄譽為天才般的「詠絮少女」為何寫作？她的作品是否由老師池田敏雄代寫，否則為何在15歲出版三本書後驀地停筆？飾演黃鳳姿的舞者戴著紅帽，佇立在樹下良久，神情悵然，彷彿陷入回憶之中，倒敘曩昔發生在艋舺的往事。作為日治時期兒童文學的代表，黃鳳姿敏感細膩的心靈受到母親與曾祖母之啟迪，將所見所聞落實為文字。老師池田敏雄既是她最好的讀者，亦是將之推向清一色以男性為主的文壇之重要推手。

　　黃鳳姿刊登於《民俗台灣》的散文，可看見她對台灣風俗民情的洞察。《少女黃鳳姿》將文本依節氣排序：「冬至」湯圓，「春分」花，「夏至」七娘媽生，「白露」龍山寺日蝕，「雨水」上元夜，導演重組作家筆下的艋舺即景，臚陳出隨歷日上的時序更迭，當時正值日本推動皇民化運動，政府與人民的關係較無殖民初期般劍拔駑張，布衣小民們能過上還算安逸的生活截面。從劇場表演不難看出與文學文本互文的痕跡。當旁白喃喃讀出黃鳳姿第一篇作品〈湯圓〉（1938）的語句，說道作者喜歡看著人們搓湯圓的樣子時，舞者們前後晃動身子搭配搓湯圓的手勢，對照出黃鳳姿寫實主義的寫作風格；1942年〈往事〉，描述過年時曾祖母為她穿上美麗的衣服，上元節時在龍山寺前掎裳連襼，「燈光照出美麗的夜晚，我們心裡也一直沸騰著」【３】，白牆投影著高高掛起的紅燈籠，舞者們在樹下隨樂音縱體起舞，頗有節慶之感；或者演繹〈花〉一文，「曾祖母在世的時候，即使是抽水煙管的時候，也要將茉莉花別在鐵絲上，然後裝在煙管的出口處。這樣一來，每吸一口就會聞到濃濃的茉莉香味。」，便看見曾祖母在木門前吸水煙的身影；當穿著白色戲服的七娘媽隨舞者一同出場，還有木門背後七爺八爺變成熱鬧的偶戲，對人們而言再平常不過的傳統習俗，以黃鳳姿童真的視角記錄下來的文字，到了劇場，讓無聊的日常變成遊戲。

　　直到人們終於等到戰爭結束，原以為光復之後會帶來更暇豫的生活，卻被接踵而來的二二八事件澆了一身冷水。《少女黃鳳姿》為觀者揭曉作家為何出走之因，不難理解當她親眼目睹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省思著那個年代台灣人民的共同疑惑，在「台灣式」與「日本式」的抉擇中掙扎。她做的決定非常平實，在確認「戰爭結束將帶來美好生活」之想像破滅後，出走是對抗國家暴力最消極的方法。導演點出了她的看法，賦予黃鳳姿在身分證同的難題上，選擇外於「台灣式」與「日本式」的解答：「愛情」。這也是導演代替黃鳳姿在1997年那場研習營的回答：面對戰事的無能為力，總需要以抒情昇華，讓時代悲劇有個最簡單的解答。這位日治時期的女性天才作家，依隨池田敏雄前往日本，成了池田鳳姿，開始相夫教子的生活，不再提筆。戲外的真實原因，恐怕也只有當時的池田與黃鳳姿才知道了。

　　自文學轉譯到劇場，《少女黃鳳姿》從「台灣の少女」、「艋舺の少女」、「文學の少女」一步步循次而進鋪陳黃鳳姿眼中的台灣，以及為何離開故鄉至日本定居的心路。《少女黃鳳姿》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共相，多少離開台灣流離到他方的人們，臨走前，身上擔著多麼沈重的「不得不」。Judith Butler在〈暴力・哀悼・政治〉中檢討911之後美國發生且失去了什麼。面對暴力，又該如何看待「生而為人」此一事實？暴力發生的當下，只要不是同一陣隊，便是被隔離在邊界之外的敵人。在武器面前，所有的非我族類皆被褫奪身為人類活著的權利。二二八事件何嘗不是如此？政府查緝私菸時執法過當，民眾的請願被視為惡意，官民間膠著於暴力的惡性循環，不願承認彼此的主體位置。戲裏，當「台灣式」不再可能，黃鳳姿並非選擇了「日本式」，而是選擇了池田——作為愛情的象徵。黃鳳姿在國族認同的岔路裡走失，池田成為她迷失中的收穫，只要能與他一起，那個地方便能是故鄉。愛情故事或許是悲劇時代下最完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