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樓夢》映射現世
從黃碧雲小說改編的「七宗罪」系列，到發想自哈洛．品特(Harold Pinter)作品的《親密》，在窮劇場的作品中，「文學」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元素。本次臺南藝術節的《紅樓夢續》，則是窮劇場第一次選擇中國經典文學，這又有什麼創作者的思考於其中呢？窮劇場兩位核心創作者：高俊耀、鄭尹真一起來談談這次創作的心路歷程。
為何是《紅樓夢》？
如果要改編中國經典小說，俊耀最早想改編的其實是《水滸傳》。因從小嚮往書中充滿男性情義的江湖風采，甚至性格特質也影響甚深；念研究所時，也考慮過改編像《聊齋誌異》這類的鬼怪故事，著迷於其中人變鬼、鬼變人的奇情故事，但有意思的是，大概一、兩年前高俊耀真正開始要改編中國經典小說時，選擇的反而是之前從未想過的《紅樓夢》。
《紅樓夢續》排練側拍
為何是《紅樓夢》？這想法連創作者本身也感到訝異，是什麼時候改編的對象被抽換、改變了？高俊耀試圖梳理緣由，也許跟年過40歲的人生階段、心境轉變有著極大的關係，「儘管早年深受《水滸傳》講述男性情義相交的影響很大，但近年反而會去思考這類陽剛式的男性世界其實蠻脆弱的」。這也讓高俊耀開始思考，是何時開始瓦解對於這般情義江湖的崇拜與嚮往？那又是什麼東西鬆動了它？「用這個角度回看《紅樓夢》就會很有意思，因《紅樓夢》恰恰講的是女性的故事，那是在年少覺得『沒什麼』的小說，到了現在，反而變得『很有什麼』。裡面講的是很柔的東西，不像石頭那樣可碰觸可見，但最後在流動的，終究還是水，這種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身為創作者，我也必須很誠實的說《紅樓夢》是非常超乎我個人能力的作品」，高俊耀直言，「但換個角度想，《紅樓夢》是部會讓創作者成長的作品，是可以讓想與之對話的創作者可以站在它的高度上觀看更高視野的作品。」
《紅樓夢續》排練側拍
以作品建構跨時代的映射關係
《紅樓夢》創作的背景在清末正巨變的時代，紀錄了華人社會的變化，從封閉、集中的政治體制，變為飄零、被打開接受新式知識衝擊，那是從政治、家庭、方方面面都在翻天覆地巨變的時代。
回到創作者自身，也領受著當今時代的巨變：科技日新月異，傳媒通路急速擴張變異，虛擬網路無遠佛屆，「更早一點或許可以不在乎，更晚一點也就可以更熟練，但正好在壯年之際，就是卡在中間的尷尬狀態，也許曹雪芹為什麼寫《紅樓夢》，也是因為個人與時代的變動產生了拉扯。」這種與時代經驗的無所適從感，呼應著《紅樓夢》的閱讀經驗，也成為本次創作的養分。
身為久居台灣的馬來西亞人，高俊耀常會察覺有一種華人社會的原型，「就是會有不管在哪裡，都給人很『華人』，而不是『西方』的情感表達方式與現象。像是在看很多歐美大師，比如：羅密歐．卡士鐵路奇(Romeo Castellucci)的作品，會佩服但也很明白他的思維、處理的方式是很歐美的，這不是華人硬做可做到或模仿的。他們會利用希臘神話講很現代的議題，並在其中翻轉出，其中有很清楚承襲的價值脈絡，近百年來殖民與西化的過程，當我們試圖訴說精神的鄉愁時，我們的語言是斑駁且膠著的。」這樣「失去」也是近年俊耀很有感的部分。
而《紅樓夢》結合了許多明、清甚至更之前的小說、戲曲，把文化系統中的象徵都凝聚在其中，並且自然流露在生活百態之中。那是戲劇是內在於生活，人民是習慣看戲、聽曲的，典故、笑話都有其源流與通用性，但到了現在來說，我們已經失去了這樣象徵系統的傳承，但在現在，戲劇是很外在於生活的」。
《紅樓夢續》排練側拍
「在《紅樓夢》寫成的年代並沒有華人、中華的概念，因此當我們想透過《紅樓夢續》來做一種華人的精神是什麼時？並不是想考古。」鄭尹真補充，「而是要透過這個作品探討華人的集體潛意識是什麼？跟那時曹雪芹所凝聚的時代潛意識，兩者彼此投射照映會出現什麼？就跟文學是我們潛在強大動能有關。」
一如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在《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曾提及曖昧與精準的關係，或許也就因為《紅樓夢》夠精準厚實，所以夠留白、夠曖昧，讓後世有非常廣闊的詮釋空間。高俊耀說到：「現在做《紅樓夢》大概幾種大類，像搬演片段、聚焦在幾個角色的故事上，還有一種是把裡面的情境轉化成當代的情境，我們想嘗試的介在這之間，以讀者的在創作者的角度出發，以閱讀感受出發加以混合，取名《紅樓夢續》也就明白地說不是直接搬演《紅樓夢》，而是將其中的意象轉化於其中，讀過《紅樓夢》的人會有尋幽探秘的樂趣，沒有讀過《紅樓夢》的也會有自行理解」。
文 / 王詩琪
攝影 / 林育全
